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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盛澤追求高污產業的原始積累，將紡織印染污水排放到浙江嘉興，由此造成一場10年跨省扯皮河流污染，直接受災人數15萬人，80萬人飲用水受污，制造了眾多癌癥村與智呆兒童村。一次民間組織的“零點”行動，300農民沉船斷河求生，民間與政府良性互動，在理性談判中爭取利益。

記者歷時5年觀察，終于揭開了污染真相，還原行動全過程，保存成功的集體行動經驗。

民間零點行動，自沉28條大船

2001年11月21日晚，28條水泥船開進了嘉興一條叫麻溪港的河流，船頭站著一群神色肅穆戴著黑氈帽的農民，氣氛鐵一樣沉重。河流上的港監原是政府的管理人員，卻駕艇為他們護航。

“今晚要動手了。”兩岸農民們開始悉悉索索傳話。

11點多，一排農民與村里民兵站在了河的兩邊，圍住了現場，他們死死望著江蘇方面，提防江蘇的人沖過來。

零點，300多農民分成兩組，一組用力砸穿28條水泥船，隨著水泥船漸漸下沉，河流變得湍急……另一組開動8臺挖土機掘取浙江方面的稻田土，上百個農民輪流傳遞裝泥的麻袋。300多農民大多互不相識，卻十分默契地配合著，沒有人說話，只聽到挖土機的聲音和勞動喘氣聲。

看不出誰在指揮，只知道人們憋著一股氣。

天寒地凍，湖面上的枯葦漸漸鋪上白霜。穿著棉大衣的港監全身仍冷得發抖。

凌晨三點五十分，一聲巨大的歡呼滾雷般炸響——上千個村民齊聲高喊。

河，斷了！

嘉興300個農民百姓干了件驚天動地的事：為了抗議10年沒有解決的河流污染，民間集資100萬，自沉28條大船，動用8臺推土機，數萬只麻袋，切斷了一條大河，堵塞了航道。

沉船斷河的霎那，數千名老百姓爆發壓在心頭一陣歡呼。鞭炮聲響成一片，河兩岸老百姓打出了“還我一河清水，還我魚米之香”。“富了幾個老板，苦了千千萬萬。”

天亮了，油條面包被送到了壩上，滿身大汗素不相識的斷河的農民沒有一人爭搶，互相推讓“儂先吃……”

這條叫麻溪河的河流自從被截斷后成了上萬村民每天前來探望的“圣地”，“是真的嗎，讓我們喝了十年污水的河堵住了嗎？”

奇怪的是趕來的警察們并沒有阻止農民，袖手旁觀。

當時一位警察甚至對記者解釋“政府是手心，老百姓是手背，我們誰都不幫只維持秩序。”

人們自發組織了一百人次的護壩隊，日夜守在壩上。

斷河當天凌晨三點江蘇新華社記者已通過內參向中央告了浙江一狀，中央立即批示：浙江圍堵航道是嚴重違反水法的行為。中央要派出調查組嚴肅處理。

慢了半拍的浙江新華社醒過神來，與嘉興記者合作十二篇消息第二天也開始陸續上報中央。說的是：江蘇污染在前，堵河在后。告江蘇的污染狀。

北京方面沉思數日，批示：看樣子浙江人攔壩是有一定理由的，要妥善處理好二省的水污染糾紛。

不管怎么樣先拆壩。

當政府動用堆土機想挖開大壩時，數十名漁民躺了下來“想挖壩，先埋了我們”。當有人高喊“江蘇盛澤鎮鎮長來了！”上百名嘉興農民涌過大壩要痛毆鎮長，被警察死命攔住。一批批官員開著各種轎車紛紛而至，無論是國家環保局官員還是水利廳官員都被百姓擋了回去。

斷河之事驚動了中央，“這壩為什么拆不了”北京方面不禁要問。究竟是什么樣的污染激起了嘉興百姓這么大的公憤。

事發數日，記者帶著這樣的問題來到嘉興。

盛澤污染，嘉興受害

事情還要從中國污染史上一件老大難公案說起。

江蘇省盛澤和浙江省嘉興是相鄰的兩個魚米之鄉。當地河流從北部的盛澤流向嘉興。

兩地都有規模不大的印染絲織行業，從1993年起全國絲綢印染行業開始突然向盛澤集中，商人們紛紛傳言“在盛澤辦印染廠不需治污”。而治污在印染行業中成本巨大，日3萬噸污水的廠，每天治污需9萬元，污水設備需上千萬，如果嚴格治污，企業只能是薄利甚至虧損。當嘉興嚴格治污時，盛澤卻成了污染者天堂，完全沒有治理的污水每年以9000萬噸量沿地勢向嘉興涌來。

嘉興漁政人員顧升榮告訴記者，1993年5月中旬一天是他一生難忘的日子，“那天早上，我嚇呆了，1600畝水面全部是白花花的死魚，擠得滿滿的看不到湖面。我開著汽艇。但那不是在水上開，而是在魚背上開了。”

至1995年嘉興已死魚123萬公斤，魚苗1500萬尾，損失825萬元。嘉興外蕩6萬畝水塘全部不能養魚，而內蕩2萬畝養出的魚有煤油味，嘉興人只能從十公里之外的太湖買魚。

別省的污染正可以為本鎮經濟發展付啟動資金，兩省的環保局各自為戰。

江浙兩省邊界如同中越邊界，兩省有一界橋，省界就在橋面當中，江蘇那邊送國家環保局長到浙江，走到橋的一半立即撤回，由浙江人等在省界線那邊接應。氣氛可想而知。

1995年7月，浙江省環保局副局長張鴻銘帶著一批浙江高官從嘉興乘船沿污染河北上，至盛澤檢查，盛澤人一見浙江人進閘，立即放下閘門“讓伊吃吃苦頭，臭氣好好地熏一熏”，堂堂副局長被關了兩個小時才放行。

正是這次探察，嘉興環保局才發現原來在盛澤決心發展印染工業前，已做好了精心準備，整個盛澤鎮被土圍包圍，并在河系上設多個閘門，這樣污水只會流向嘉興，而一旦河水倒灌，盛澤就放下閘門，拒污于省外。這樣精心的設計，使太湖流入的水源在盛澤境內西部是三類水——符合國家規定的飲用水標準，污染后流入嘉興的就變劣于五類水五——十一倍的水。而國家環保法規定“五類水人畜不得飲用。”

這是什么樣的水呢？澆菜菜死的毒水。這類水別說洗衣服，衣服發硬發黃，洗衣的人，腿腳潰爛，連澆地，水稻都長不出苗。“當時上百萬畝的田地失去農業用水。”嘉興秀洲區環保局長回憶。

五年的發展，盛澤經濟突飛猛進，成為國內最大的印染基地，僅盛澤官方統計的印染行業年產值達10億，鎮財政年收入2.2億，成為一方富鄉。而嘉興累積漁業損失5000萬元，不僅眾多村莊必須行船十里才能取到飲用水，而且古名“禾興”的糧倉嘉興出現了本地人不吃本地米，本地魚，開放的湖河(當地稱外蕩)中無魚，無蝦，連螺絲也死光，15萬人生活在污水區。

老百姓終于忍無可忍了！

1995年，未來的港監顧升榮還是一位普通漁場工人，他的老父親承包了一片漁塘，三個網箱的草魚，這是老人家養老的資本，白頭發的老父親每天早上五點鐘就起來打草喂魚。“帶露水的草喂的魚肥。”

4月6日那天，老父親的夢在一個早晨破滅了。晚上1點網箱浮起來了，黑水，全部是黑水，再用螺旋槳增氧也沒有用了。4000斤大魚浮在水面上。

“找他們算帳去！”顧升榮和鄰居王光明紅著眼睛把上百斤死魚扔進拖拉機開進盛澤鎮鎮政府。

沒多久，他們發現忍無可忍的兩百名扶老攜幼的嘉興漁民不約而同挑著扁擔，不少扁擔一頭挑的是死魚，一頭挑著被子，沿被污染的河步行北上，陸續趕來的漁民沖進鎮政府，面對阻攔的盛澤公安分局副局長，老百姓說：“我們已準備好進號子，進號子只要吃飽肚皮就行了。”防線被沖垮了。此時盛澤鎮政府已唱起空城記，漁民將死魚倒進每個辦公室，并在盛澤鎮政府大院中堆了個死魚山。

這次漁民總共死了20萬斤魚，他們帶來的死魚就有6千斤。惡臭彌漫開來。。。

不解決問題絕不回家。漁民大部分是婦女、老人、孩子，他們就地鋪開了鋪蓋卷。“不許賣給浙江農民方便面，水和一切吃的東西。”盛澤政府通知鎮里所有商店，想通過饑餓與斷水嚇退漁民。三十多個小時過去了，漁民們餓著肚子堅持著。睡在馬路中間。

不料雨開始下了起來，漁民的頭發全濕了，水流在嘴里，小孩哭了起來。當地江蘇老百姓，終于看不下去了，紛紛給他們遞傘，遞飯。甚至街上的街坊讓浙江人住進家里。兩地老百姓一通氣，原來江蘇老百姓也受夠了污染的苦，氣也不打一處來。兩地老百姓第一次這么團結。

經過三天二夜露宿。堅持到最后滿身是泥的70位浙江漁民被請進了大禮堂。

盛澤政府看挨不過，終于出面來解決。

對此盛澤僅賠了200萬，其中一百萬拖了五年，頗有諷刺意味的是最后一百萬，是在一次環保城市評審會議上，當時國家環保局局長解振華稱“一百萬不到位，你們蘇州評全國環保城市沒戲。”這才吐了出來。

但這次民間行動讓老百姓開始明白，只有行動，才能爭取自己權利，這次行動也讓幾個湖面互不相識的老百姓開始認識了，也開始聚頭了解自己社區的污染現狀，并考慮對策與方法。這些網絡以后都派上了用場。

地方保護原始積累

臭氣沖天的死魚山并沒有驚醒盛澤鎮領導。

1998年12月31日國務院采取了太湖污染治理的“零點行動”，嘉興水質終于有半年的改善，紹興金華等地148名珍珠民至嘉興發展，每人投入少則十萬多則上百萬元。2001年4、8、9月三次盛澤方面的大污染又向漁民襲來，1萬4千畝池塘全部受污，1200萬只河蚌死亡，占總數三分之一，損失5600萬。傾家蕩產的漁民再次絕望了“我們是沖著零點行動來的，我們再也不會相信政府了！”僅養殖大戶陳水棠已損失了23萬，每天仍以2000只速度死亡。蔣森潮連珍珠帶魚損失136萬。而虎嘯蕩豐收在望的四萬斤魚，只撈上了一百斤活魚。

我們看到——紹興靈芝鄉白頭魚村的漁民吳志福跪在船上，伸手仰天痛哭“1000多萬都扔在水里，這都是我們全村人的血汗錢，叫我們怎么回去交帳！往后日子怎么過？”紹興錢小敏：“四戶人家集資200萬借給我們，兩年，現在血本無歸。”剛剛富裕的四戶人家轉眼又淪為赤貧。

148名珍珠養殖戶，90名漁業工人全部參加了堵壩行動。當地最大的國營漁場董事長蔣國海拍著桌子：“是的，我也參加了，我即使不參加，憤怒的職工也會逼我的”，“如果不能治污，我們已算過了沉200只船堵京杭大運河。”

蔣說的實話——因為解決不了污染問題，漁民與職工曾沖進他的辦公室砸光了茶杯與煙缸，把死魚扔滿了他的辦公室。

這次污染根源仍是盛澤政府被發展沖昏了頭腦，雖然盛澤1996年開始治污，興建多個污水處理廠，卻在其它城市對印染行業污水采取一級標準(COD100MG/L）時，自降標準為二級（COD180MG/L），理由竟然是按行業標準，放到五類水中的污水源可以實行二級，全然不顧五類水正是印染企業自已多年排污造成的事實。結果別的城市印染企業治污達標1噸水要3元，在盛澤只要1元錢，被別的城市拒絕的印染企業紛紛到盛澤扎根。

盛澤的經濟靠污染又一次躍升式發展。

嘉興市長“化妝”私訪印染廠

2001年10月2日，嘉興市長楊榮華化妝成一個絲綢生意人，悄悄與四名部下走進盛澤的污染工廠。一場有趣的談話開始了。

楊商人：“你們能接多少印染量。那么多污水怎么排？”

印染廠長：“污水么，包給村里聯合污水處理廠，可以消化三千噸。實際上我們還剩下一萬噸污水。沒辦法處理的。”

楊商人：“個哪能辦？”

印染廠長：“上面要檢查會通知我們的。平時這一萬噸趁下雨天放放掉。”聽得楊市長目瞪口呆。。。

不少私營企業為了贏利，開始排設暗管，不作處理直接排污，這樣一度守法的國營企業失去競爭優勢，被迫改制，改制后的民營企業變本加厲排污。

直到事發，盛澤政府仍稱自己23家廠全部經過污水處理。日排放僅僅12萬噸一天。然而我們三天暗訪，發現盛澤政府故意隱滿事實，將多家企業掛在同一公司下故意少報污水量與企業數，例如盛虹印染廠實際上有6個分廠1個總廠，而政府只上報一個廠，還將個別印染廠改名絲織廠，實際有30多個廠。盛澤政府少報至少一半的污水量，這一半未經任何處理經暗管排出。

江蘇省環保廳10月30日突擊檢查， 30多家有污水處理設備的廠無一達標，3家超標4倍。等于完全未經處理的污水）江蘇省報告中稱“這是屬于肆無忌憚的集體超標排污的嚴重違法行為。”

更為惡劣的是為應付國家環保局檢查，盛澤將所有直接排污的暗管在一天之間全部標上合法排污的明管環保局標志，被嘉興政府全部錄相。

在堵壩之后11月26日國家環保局與媒體組織的調查組檢查時，盛澤一家企業仍公然排污，而鎮政府領導不以為然“排污不就是這么排的嘛。”還這樣對企業發火“什么時候不好排，偏偏今天要排嘛”。

地方保護正是十年污染加劇根本原因。

老板發財，百姓生癌

污染已威脅當地百姓的生命。

在嘉興當地被政府所掩蓋而在老百姓中傳說的是癌癥村的故事，我們通過幾個正義感的官員幫助下證實了。

受污染最嚴重的田樂片有一個雙塔村，這個村是盛澤污水到浙江的第一站，近五年來這個1630人的村莊有34名癌癥患者，大部分已死亡。正常癌癥發病率為萬分之十到十五，這個村已超標13倍。記者在村長帶領下，挨家挨戶尋訪，在能找到的17名患者中15名在得病前是喝河水的。

令人震驚的是我們來到一條叫灣夌的小河，黑色小河全長200米，住著50戶人家，其中7戶得了癌，是正常發病率30倍。而這條小河是盛澤污水排放的通道，離排放口1500米。村民李祥觀的兒子告訴記者父親生前身體很好，近五年以劃船到盛澤收爛鐵為生，隔兩三天才回一次家，吃喝在船上。99年得癌一年死了。

像這樣的村還有一個大壩村，1740人村莊，得癌的人有17人，這個村同樣是另一個污水通道大壩港旁的第一個村莊。

印染行業污水中的苯胺，揮發酚是強致癌物質——這是醫學常識。污染持續了10年，癌變機會大大增加，喝了五年以上河水的中老年人發病率奇高。80%都是消化道系統癌癥。雙塔村河水連續三年騰滿死魚，1996年毒死了好幾批鴨子，可悲的是至今（2001年）癌病村里人因為喝不慣自來水，大部分還要喝河水。“把這河水打上來放著，幾天，黑的下去了，我們就喝了。”

在離堵壩最近的西雁村，大量的癡呆兒已使校長頭痛“一查一個準，癡呆兒準是西雁的”王江涇鎮計生辦醫生告訴記者。“1600人不到的西雁村有18個弱智兒童，11個殘障兒。”

健康惡化并非在幾個特殊的村莊，污染重鎮王江涇鎮人武部主任陳祥森語音顫抖：“田樂片七個村莊，131名應征青年，今年體檢合格的只有一人，去年只有七人，而正常的比例應是25%，兩年以后，像當年林則徐陳述鴉片危害一樣，我們嘉興北部將沒有一個可用的兵丁了。”

在秀洲區人武部，記者再次證實此事，主席稱“嘉興北部兵源體質是極不正常的，皮膚病與肝脾腫大是最多的病。”主檢官張學義認為這與河流污染有關。與田樂片征兵情況相似的是油車港片，同樣是污染重災區。

年出生嬰兒僅500人的秀洲區，1983年至今各種內科病變的病殘兒童達800人。而在南匯片七個村已連續三年出現人口負增長，王江涇鎮第一次出現全鎮人口負增長，今年至10月死亡598人，出生404人，而國內計劃生育的目標是將人口增長率控制在千分之二。王江涇鎮大部分水域是劣五類水五倍。

按國家飲用水標準，80萬人口的嘉興市區已沒有一處可飲用的水源，而嘉興北郊河水廠水已惡化接近四類水。

在省環保局檢查嘉興工作時，官員們全部自帶飲用水，拒絕喝當地茶“你們嘉興水喝不得。”只有到了嘉興最南部，當地人告知這是深井水時，官員們才一陣痛飲。

坑了別人，害了自己

沿著污染的河北上，到達盛澤境內，記者發現江蘇村莊由于靠近污染源癌變更嚴重，在盛澤幸福村，家在污水通道旁的陸阿松老人告訴記者“苦啊，我們這兒的農民苦啊，去年到今年，我們四個組500多人，已經9個得癌癥死了，還有兩個是晚期，才三四十歲，老板發財，我們遭殃。”

盛澤揚善村，一個在印染廠工作的村民說：“我們村已死了十多名癌癥患者，大部分人家都有人在鎮上印染廠工作，印染廠關了，我們活不好；不關，我們活不了。”

可以斷定盛澤政府掩蓋了更為嚴重的健康狀況。

盛澤鎮老城史家浜10號，一位古稀老人和兒子告訴我們“鎮上只把水源與新住宅區保護了，新住宅區住著買得起房的人，而老住宅區卻排放大量污水，一有檢查，就停，一走就放，全鎮有80家印染廠，鎮里90%的河是這種墨水樣的臭水。

盛澤環保局對此漠視，回答是：“有些老板剛接手企業，搞不清管道才排了污。污水處理廠技術還不穩定。全部企業是經過污水處理的。”諷刺的是，就在這位執法人員的桌上，擺的是省環保局厚厚的的處罰通知，超標4倍，相當于沒有污水處理。

盛澤新橋村民張永福稱村民自已掏錢拍了非法排污的錄相，送到環保局，一陣哼哼后再沒有下文。

在史家浜，記者身邊圍上了一群本地百姓，當地檢測官員不肯對檢測結果發表意見，老百姓告訴記者“我們在這住了50年，水已黑得不能聞，而竟然有盛澤防疫站的三個環保官員告訴我們‘這樣的水能喝’，我們當場揪住他們，從河里打了一桶水，按著頭，叫他們喝下去，弄得他們狼狽不堪。”

江蘇省當地百姓也為堵壩叫好，表面上這是兩個省矛盾，而實質是少數既得利益者與兩省老百姓的矛盾。

盛澤的污染以每天30萬噸污水沖擊嘉興，三分之二排進了京杭大運河，與嘉興的大量水蕩，水蕩相連的嘉善汾湖水質因此迅速惡化，從三類水下降至四類。為解決千萬市民飲用水問題，上海直接從太湖引水，開鑿了太浦河，此河經過汾湖，大運河，因此盛澤污染直接影響上海生活用水。

記者發現太浦河水——上海生命線僅離嘉興癌癥村雙塔村9公里，汽車只需9分鐘，離最近的死魚蕩只有3公里。上海水廠正設在太浦河與黃浦江交界處。

而盛澤“先發展，后治理”的戰略已對環境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嘉興環保局局長指出“目前既使盛澤企業全部達標，由于總量過大，一噸處理過的污水必須與40噸的清水稀釋才能達到飲用三類水標準，而目前盛澤污水日放30萬噸，而嘉興整個過境水量只有30——40萬。”

江蘇環保官員也承認“即使污水達標，大量污染物已沉在水底，嘉興也無法從事漁業了”。

更為嚴重的是，由于被逼抽取地下水飲用，嘉興王江涇鎮地面9年內下降了63厘米。

10億元產值的工業徹底破壞了魚米之鄉兩省一市的環境。

破壞，破壞，八年的破壞，老百姓的心理到了最后的臨界點。

“其實在事發兩年前老百姓就說要堵河了。”秀洲區環保局長張建明向記者透露這一驚人消息。“我們也勸阻過，但因為實在得不到解決，我每年都向國家環保局長匯報，國家環保局每年也來人調查，一點屁用都沒有，我去河邊，老百姓指著我這個局長的鼻子罵：‘張局長，你給我滾蛋，香港澳門都回歸了，嘉興污染還治不好，請你滾蛋！’我啞口無言。

“堵壩反映了老百姓的不滿，民間動作可以推動環保的前進。想當年，真是百萬魚頭浮水面啊，我們《東方時空》也做了，真是什么辦法都用了，老百姓是忍無可忍啊，才做了這個應急的事。”

其實張建明是個能干的局長，曾經首創全國城鎮污水處理產業化運作與污水排污權有償使用交易。并以不講情面著稱“搞環保的官啊，立得住的頂不住，頂的住的立不住，要頂住污染，官就當不了，當不大。”

為什么最終爆發，一是珍珠戶損失巨大，2001年30多戶損失了1889萬元，他們又富有財力，決心牽頭搞一搞。

爆發導火線則是，2001年11月19日，堵壩前2天，30多個漁場工人上南京江蘇省政府上訪，省政府回答竟是：“不能養魚就不要養魚。污染沒有證據。”官僚氣十足的回答徹底激怒了漁場工人們，漁民蔣森潮說：“從小就養魚了，不養魚，我們干什么？我們沒多想，最直接的想法是把排污的河堵了，讓他們排不了，就這么簡單。”

在當地有15萬人直接生活在污水區。盛澤政府將靠近癡呆兒村西雁興建絲綢工業園區，占地2平方公里，嘉興老百姓離污染更近了，得知后，西雁老百姓長年的心理承受力終于崩潰，他們與頗具財力的珍珠戶結合起來，并允許他們挖自己的稻田取土。六十多歲的老人也要參加“我要去出一份力。”

他們得到村長支持，并有周密的計劃，動用民兵讓堵壩的農民與圍觀的人保持一定距離，防止不法之徒乘機斗毆，使堵壩行動變成惡性事件。

行動前，他們悄悄向秀洲區政府探消息，有關官員表示不贊成也不阻撓，老百姓心里有數了。

民間零點行動終于開始了。

楊榮華：嘉興唯一一位沒被升遷的市長

讓我們再次回到堵壩現場。

11月24日堵壩后兩天兩省達成了一個協議，其中有2002年底，江蘇方面保證達到五類水標準，2003達到4類，2005年達到3類標準，浙江方面則須立即拆壩。

“沒有實際措施，這種條約，騙得了官僚，騙不了老百姓。”在條議草簽后，嘉興百姓仍奮力保壩，多次阻擋挖土機。

一面是老百姓一百多人的護壩組。壓死也不撤。

一面是中央第一次派出兩省二個分管水利的副省長，環保總局副局長，水利部部長助理組成的強大工作組陣容。工作組的核心是把壩拆了。

事情沒那么簡單。

浙江省副省長ｚ對嘉興正副市長稱：“來的時候，省委書記交待不管什么理由，要把航道開通，把壩挖去。”

嘉興不少官員則認為壩不能挖，挖了前功盡棄。污染治理沒戲了。

定下12月4日強行拆壩。當天，挖了幾鏟土后，老百姓砸碎了推土機窗玻璃，挖土機后退了。

12月7日下午，領導們又關在賓館里碰頭了。

楊市長稱：群眾工作很難做，萬一挖壩引起糾紛事態會擴大。省領導ｚ稱：“壩一定要拆，這是與中央保持一致，與省委保持一致，是黨性問題。”

楊榮華市長說“大不了我這個市長不做，有什么責任我當。”沈副市長則說：“我是負責水利的副市長，我應當來承擔。”

一看，這兩個市長爭著挑擔子。雙簧唱得很堅決。這位浙江省領導Ｚ也沒辦法了。“算了算了。不管怎樣，挖開。”

沈副市長又出主意了：“那省里要出三百萬開挖費。如果我們市里出，人家還以為壩是我們市政府要打的呢。老百姓會找你拼命的。”

省里領導Z急了：補償可以給一點，壩先挖。

因為遲遲不動手，12月8日，這位技術干部出身的省領導一定要到攔壩現場去看。“不能去，去了要出事”，省領導來脾氣了“還是不是共產黨天下了？”

12點10分，不聽勸阻的省領導Z穿著高靴子出現在護壩老百姓當中。

天下著雨，這位省領導對群眾喊：“我是ｚ＊＊，也是中央調查組的，浙江省領導。”老百姓也喊了“你就是ｚ＊＊啊，你平時水污染時到哪里去了，現在來啦，老百姓疾苦你管不管。”外圈有激奮的老百姓喊了一句：“打的就是你ｚ＊＊”，群眾往前涌，慌了神的省領導Ｚ一下子被擠到泥地里，掙扎起身時又摔了一跤渾身是泥，他揮手大叫“你們打我啊，你們打我啊。我是省領導啊，你們也敢打啊。”一個大個子漁民眼看事態要惡化，連忙把他抱住，機智地大聲說：“沒打，沒打，人推的。”把他扶出人群。

“你是好人啊”，書生氣的Ｚ連說。已成泥猴子。

十幾分鐘后，中央得到消息。指示：必須協調好，不能激化。

當天下午，遲遲沒有露面的嘉興市委書記陳加元出現了，并在晚上主持協調。

又是一番討價還價，嘉興干部推說群眾工作難做，又陷入僵局。省領導z急了，打通省委書記的電話，拿著電話要讓嘉興市長聽拆壩指示，楊市長忙擺手：“不用，不用，還是您傳達吧”。

終于，市委書記陳對嘉興干部說：大家大局為重，這個壩拆吧。

所有市領導都一片沉默，心情沉痛：壩拆了，污染還是治理不好怎么辦。最后表示愿意連夜做群眾工作。

干部們特別反復強調“要相信中央”。老百姓才含淚終于退讓，晚10：00大壩被挖開。

盛澤印染企業消失了三分之二

拆壩之后，中央調查組全部換人。換上了分管環保的兩個副省長，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汪紀絨風風火火趕來了。

一個事故中央中途撤換工作組全體人員，派出二個完全不同的工作組，這還是第一次。這次談判，環保是主要內容。

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汪紀絨精通業務，江蘇人，熟悉江蘇的污染實情，當年參加談判的人用“厲害”兩字形容她。

“發展經濟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你已生產持續了十多年了，你只想到自已經濟發展，沒想到下游老百姓的死活。對水污染必須立刻施行總量控制！”汪副局長沒有一句廢話。

汪盯著江蘇的同志問：“說實話，你們日排污水總量多少。”

江蘇盛澤環保局想都沒想，總要往少里報吧：“不多，只有12萬8000噸。”

其實，浙江環保局非常清楚，盛澤每日的污水應當在30萬噸左右。

汪立即說：“這樣，要求不高，第一年你們削二萬噸，2002年，你們日排10萬噸，我在下游裝流量計監控。”話音剛落，江蘇方面馬上明白：“大勢已去。”聰明反被聰明誤，少報數字，自己給自己做了套。實際30萬噸，要減成10萬噸，整個產業沒戲了。

嘉興人心里則樂開了花——一個字“高！”

從此盛澤的企業只能開一天休息二天，企業沒有生路，職工下崗。紛紛外遷。一時間，盛澤印染行業企業生產消亡了三分之二。

尾聲：兩省和解，互相監督

同年12月6日，嘉興油車港25名漁民起訴盛澤31家印染企業，同時起訴盛澤政府不作為，被嘉興中級法院受理。與時同時嘉善農民起訴印染廠也被立案。王江涇漁民則獲得政府補償。三案共獲賠償780萬元。資金全部到位。

如果沒有嘉興民間堵壩行動，兩省污染不可能迅速改進，而沒有嘉興政府與民間的互動，為爭取共同的地方利益而不斷向有關部門施壓，嘉興的勝利也不可想象，這是難得的民間集體行動與政府談判完美結合的案例。

這說明和諧社會關非死水一灘，而是充滿斗爭，較量，最后達至新的平衡的過程，只有這樣和諧才是真正和諧。不要逃避利益爭奪而是正視老百姓的維權行動，政府與民間才有真正溝通的可能，一個良性社會的發展必然建立在雙方理性的基礎上。在這次民間集體行動，老百姓，有組織，也有理性，知道退讓，也知道與政府的配合，雙方互為籌碼是事情和平解決的關鍵。

當時我們《南方周末》兩位記者成文的稿件被壓住，事情的真相被掩蓋了。離開《南方周末》后，翟成為自由撰稿人，繼續調查并追蹤這一跨省污染。

而童劍華，嘉興的資深記者在離開30年的新聞崗位后，仍以業余身份調查此事。在二位記者近十多次采訪中，事實開始豐富與顯現出來。

5年后，2006

目前由于治污成本加大，加上蘇北桑產地辦廠成本低，盛澤一半的印染企業關門或轉移到蘇北。

兩地建立了跨省環保協調機制：兩地的污水監測做到了每周四常規監測。一有污染兩地環保第一時間現場辦公。追究責任人。互相監督。

這一機制是有實效的。2005年，6月27日8點盛澤福祥酒精公司酒精廢水意外泄露。污染帶長達6公里的事件，造成3萬人停水兩天。事發一個小時后兩地環保正副局長，監察大隊長全部趕到現場。5天后雙方確定責任人，8月2簽訂賠償210萬的協議，一周款到。

1個月后，吳江方面環保局副局長撤職。3個月后，正局長撤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