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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受到沿海地區土地價格處于高位、水電等生產成本居高不下、不斷出現的“用工荒”以及紡織服裝企業的產業升級，以紡織服裝業為代表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也失去在沿海地區再發展的優勢，陸續有一部分工廠開始從沿海地區內遷西部。與此同時，因為超過10萬人的紡織服裝打工大軍和年帶回收入超過15億元而聞名全國的湖北“潛江裁縫”群體，也有一部分開始回鄉創業。 
   “員工的流向，就是企業流動的方向”，作為紡織服裝行業來說，員工的短缺對于所有勞動密集型加工企業來說無疑是最為致命的。因此，有一些企業便順應工人的想法，把工廠搬遷到了“潛江裁縫”的家鄉，但另外一部分沿海的紡織服裝企業則還存在疑慮，處于觀望狀態。很大一部分“潛江裁縫”也仍然繼續選擇外出尋找夢想。 
　　快樂并糾結著的紡織服裝工人 
　　提到紡織服裝企業內遷的話題，感受最為深刻的莫過于廣大從中西部地區千里迢迢到沿海打工的紡織服裝大軍。我國近現代的白話小說里經常出現的一句俗語，叫“在家千日好，出門萬事難”，就是專指出門在外不比在家，會時時遇到困難。由此不難看出，大部分的中西部農村富余勞動力不是萬不得已是不大愿意到異鄉去闖蕩、謀生的。 
　　不過，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沿海一帶政府職能的轉變以及建立的一系列工業園區，吸引了大量的企業、人員去投資建廠。再加上沿海地區的地理優勢，到上世紀90年代末紡織服裝企業迅速增多。據了解，1998年深圳一度有紡織服裝企業3000多家，成為當地當時最大的產業。而此時，以湖北潛江為例則有約20萬的農村富余勞動力。因此，雙方的優勢互補也就促使了大量的“潛江裁縫”其中包括當地原來服裝企業的管理人員、銷售人員和一線生產工人紛紛到沿海地區從事與紡織服裝相關的工作。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紡織服裝行業的一線工人并不需要多高的文憑，一般企業也不看重文憑。因為這個行業基本上就是工人學會了即可，由于算工資是采用計件的方式，動作慢的就少拿點，動作快的就多拿點。 
杜式舉是四川某縣一名外出務工人員，2005年初中肄業之后便跟隨家里的親戚到廣東惠州進入一家服裝廠打工。此時，他父親也外出到上海從事泥瓦匠的工作。待到杜式舉逐漸成為熟練工之后，他每月能拿到2000多元的工資，再加上他父親每月3000多塊收入。 
　　一年下來，父子倆除去吃喝用度能帶回家三四萬元錢。六七年時間下來，杜家不但蓋起了新房子，杜式舉也和鄰村的同學結婚、生子，過上了幸福的生活。但是，目前讓他最為擔心的事情就是父母親漸老，而自己的小孩才兩歲。也就是說再過幾年，他和他老婆必須留下一個在家照料。因為，不論是留守的父母還是留守的小孩，都是他們在外打工者內心最大的牽掛。 
　　實際上，2013年春節回家之后，杜式舉就在千方百計地在本地各個紡織服裝企業之間詢問，他寄希望于憑借自己嫻熟的技術，能在家門口找到一個合適的工作。但現實總是比希望更加骨感，輾轉跑了無數招聘會之后，他還是不得不依依不舍地告別父母、小孩又一次踏上遠行的列車。 
　　導致杜式舉沒有在家門口找到心儀紡織服裝工作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其一，他自身對于工資待遇的要求比當地企業給出的待遇要高很多。杜式舉覺得月工資沒有3000元以上，根本不值得自己留在當地發展。而當地大多數紡織服裝企業開出的待遇普遍不到2500元。其二，不論是中西部哪個城市，目前包括內遷的紡織服裝企業在內，其產業規模都還無法跟沿海一帶的規模相提并論。當地紡織服裝工廠的企業規模小了，需要的工人也少，適合杜式舉的崗位據他自己說早就被人占據了。其三，如果按照他和他老婆兩個人到沿海打工的收入算，每年節省一點，還是要比在本地多不少。 
實事求是地說，如果沿海紡織服裝工廠的各種收入待遇能跟家里一樣或者是接近，那么工人們肯定都是選擇在家門口干活。一來上下班來回也近，二來照顧家里也方便，這應該就是每個紡織服裝工人的想法。 
　　紡織服裝行業產業升級其實是一個知易行難的事情，企業為了降低生產成本等因素，在政府的引導下內遷也是其中的一部分。目前，一般一家紡織服裝企業落戶中西部地區，都會無一例外地要求當地政府幫助其招工。據了解，按照年齡來分類，一般25歲以下的年輕人并不太愿意留在本地。而35歲及以上年齡段的外出務工人員，因為家庭、小孩的原因，如果有比較適合的崗位，還是愿意留在家鄉工作。 
毋庸置疑的是，紡織服裝企業的內遷是擺在紡織服裝工人眼前的是鄉情、親情和經濟利益的兩難選擇。人的一生總會面臨這樣那樣的選擇，是繼續東南飛還是就此留下來，不但是現在也會是今后一段時期內讓他們快樂并糾結著的問題。遷與不遷都難的紡織服裝企業當我們看到沿海地區的紡織服裝企業在內遷與否問題上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時，我們就應該對內遷問題讓企業所面臨的復雜性有一定的了解。客觀地分析這一問題，我們首先應該對中西部地區的當地紡織服裝企業近年來的經營和生產情況有一個大概的了解。 
　　 重慶市是我國紡織服裝企業內遷的主要接納地之一，近年來這里的紡織服裝產業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發展。據了解，直轄以來重慶的服裝產業產值從40多億元增加到220多億元。不過，隱藏在高速發展背后的情況卻是大而不強的現狀。重慶市目前有近4000家服裝生產加工企業，但大部分是貼牌生產。代工一件衣服利潤率在10%左右，但那些服裝品牌商的獲利卻是加工企業利潤的數倍乃至數十倍。 
　　另外，和中西部絕大多數紡織服裝企業一樣，重慶的企業也存在“重生產，輕流通”的問題，從而導致了本地規模以上紡織服裝企業寥寥無幾，并且還長期受到由于本地產業鏈不健全，導致紡織服裝原材料采購成本居高不下這個問題的困擾。實際上，也就是從制造到創造的愿望還遠遠沒有能夠實現。所以，如何做好產業轉型以及實施好品牌化戰略，是目前包括重慶在內的所有中西部紡織服裝企業所要解決的最核心問題。 
目前已經內遷或者正在積極籌備內遷的紡織服裝企業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大類。一種是大型的知名品牌服裝企業，另外一種則是中小型由中西部外出務工人員在沿海地區創辦的服裝企業。 
　　2013年4月初，一家全球頂尖品牌服裝企業在中西部地區的二期擴建工程完工，從此其在內地的生產線就達到了46條。據該企業的負責人說，他們內遷的原因是由于該企業原來在沿海地區的工廠中有超過85%的工人都是內遷地的人。“現在的員工對家的渴望很強烈，為了留住員工，我們就順應工人的想法，把企業搬到這里來。”拋開其冠冕堂皇的理由，實際上更深層次的原因無非是降低生產成本。更為重要的原因是，金融危機后，外銷市場疲軟，該品牌服裝企業試圖盡快占領內銷市場。還有就是中西部地區政府給予內遷而來的紡織服裝企業的各種優惠政策，也是吸引他們落戶的一個重要原因。比如說，最近某市為了吸引外來企業搞的“交鑰匙”工程，其實質就是，把廠房等配套設施都建好后，等客商前來投資就可直接進場。并且，幾乎所有中西部政府都把大力發展紡織服裝產業寫進了紅頭文件中。究其原因，無非就是因為紡織服裝行業是勞動密集型行業，能夠更好地為當地解決就業、稅收、GDP等問題。 
　　不過，因此也給廣大農民工帶來了切實的好處。以“潛江裁縫”為例來說，之所以這個農民工品牌在全國叫得響，一方面是因為當地人有祖傳當裁縫的傳統，類似“紹興師爺”，并且還有“一刀剪”、“看體裁衣”等絕技。另外一方面也是當地政府堅持不懈地對農民工進行職業技能培訓，并且提供實習基地，讓這些紡織服裝工人出去就是熟練工，從而受到用工企業的歡迎。 
然而，由中西部地區外出務工人員在沿海創辦的紡織服裝企業內遷之路就沒有這么順利了。 
　　據了解，這一部分企業大多規模小，其面臨的原材料采購成本高、產品運輸出去成本高的問題更為嚴重。同時也是因為規模小，很多地方政府政策上的天平并不會向他們傾斜多少。小服裝廠老板或者是以往在沿海地區紡織服裝企業打工者，在自己家鄉開辦的這類“家庭作坊式”工廠，無疑是飄蕩在鄉間河溝里的浮萍抑或是搖曳在創業工業園區邊緣的風景。這部分人員，大多是看了幾本財富名人折騰的傳記，或看了幾個著名電視臺忽悠的致富類電視節目，就把自己也當成了其中的財富人物。他們一方面沒有雄厚甚至是充足的資金，另一方面也沒有得力的經營管理團體，完全是憑著自己的勇氣和沖勁去做的，所以也就注定要走很多的彎路，付出相當的代價。 
　　筆者曾經親自前往四川某鄉鎮上的幾家家庭服裝工廠調查，發現他們的訂單渠道，基本都是靠以前打工建立起來的朋友關系來提供。訂單的多少取決于朋友的多少、路子的寬與窄。實際上，多數時候都處于半饑餓狀態，不過一般下半年好于上半年。即便是拿到手的訂單也是通過幾次轉手，層層“剝削”而來，其利潤極低。更為重要的是，在這些工廠里沒有質檢員，自然也就沒有什么質量標準可言。同時，這些位于鄉上或者是村子里甚至就是自己家里的小服裝廠也基本上沒有辦理營業執照，自然不用交任何的稅費。 
每每想起這些家庭作坊式小服裝工廠，都不免暗自問自己這樣的工廠能走多遠？他們這種無照經營、逃避稅收、缺乏質檢的不規范狀態，遲早都會遭遇有關部門就地解散，然后老板、工人作鳥獸散的情況。毋庸置疑的是，這一切都決定了它們的命運不會長久。 
　　實事求是地說，沿海紡織服裝企業內遷給中西部地區帶來了新的工藝技術以及管理模式的升級換代。但紡織服裝產業鏈的缺失，以及在設計、研發、商貿物流等環節中高檔次人才的缺少等問題仍然是客觀存在并制約我國紡織服裝行業這股產業轉移洪流的核心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