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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襲擊

　　梅雨日長時，溫風已覺暑。2020年仲夏，自然時節照例在不息變換。

　　紡織產業的“氣候”則要單調許多。年后復工至今，南通永尚紡織有限公司坯布車間每天只開一班。“多了肯定消化不了。”在公司董事長顧旭春看來，國內新冠肺炎疫情常態化防控形勢下，疫情給產業帶來的“霜期”將長久存在。

　　“明顯感覺到，今年客戶詢價沒有以往那么頻繁。”南通清雨飛菲紡織有限公司總經理章秀紅說，“下游能不拿貨就不拿貨，寧可等一等。”復工后，公司訂單接到了4月底，后面的生產經營均要在未知中度過。

　　作為坯布織造的主要原料，春節后，棉紗價格一直在深度下跌。以32支普梳純棉紗為例，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發布的交易數據顯示，7月初，其每噸銷價為18650元左右，較4月初又下跌了600元以上。

　　“全球疫情導致紡織出口訂單取消或撤單，紡織廠大量庫存積壓。”雙甸鎮經濟發展局局長陳曉進說，對行業的悲觀預期沒有改變，市場就很難開動。全鎮紡織業30多家規模以上企業和100多家小微企業4月以來已全部復工，他認為，復工后訂單不足的問題會持續存在，這是更大的問題。

　　海關總署發布的數據顯示，一季度全國紡織品服裝出口降幅為17.70%，降幅水平甚至超過了金融危機發生后的2009年。前5月，我國紡織品服裝出口同比仍現下降，但因全球防疫物資進口需求激增，紡織品出口同比呈現增長。

　　中紡聯組織的一項調查則表明，隨著疫情導致發達國家商業停擺時間延長，我國紡織企業出口貿易持續承壓，內銷市場遠未及過去同期水平。各紡織重點品類產品產量相比呈現明顯縮減，僅非織造布生產保持3%左右的小幅增長，需求不足確已導致部分地區企業復工后再停工。

　　“在疊石橋，外地客戶來得少，老客戶去得也少。”顧旭春說，如東紡織產業長期背靠疊石橋市場，目前一級市場尚在恢復，下面的二級市場、三級市場也都沒有完全開動。他斷言，“今年新下的訂單會很少，90%以上產品將變成庫存。”

　　章秀紅的估計要樂觀一些。她盤算，隨著后期疫情防控形勢的趨穩，公司銷售做到去年的3300萬元或許不成問題，但利潤無疑會被攤得很薄。

　　復工一延再延，原料供應不上，物流遲遲未通，工人艱難到位，訂單陡然蕭條。2020年新春伊始，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蔓延，讓紡織企業遭遇當頭一擊。更難的是，困境中的企業仍然必須用一定代價，維持必要的體面。

　　“訂單少了，但管理人員的工資要開，計件的工人活兒做得再少要養。”岔河鎮紡織協會秘書長嚴麗培說，在這些費用之外還要注意到，八成紡織企業有貸款，利息也是不小的壓力。

　　顧旭春認為，失去的時間也是無可挽回的代價。布只是一種普通的生活用品。即使疫情影響減弱，被抑制的消費需求也無法釋放，何況一家企業的產能基本固定。“報復性反彈，在我們這個行業是不存在的。”

　　一種共識

　　愁上眉端，但甚少抱怨。這是當下絕大多數紡織企業掌舵人的群體表情。這種微妙的心理，源于一種行業共識：疫情帶來的影響，并不是對紡織業構成的全部挑戰。

　　南通恒暢紡織有限公司擁有96臺噴氣織機和130臺劍桿織機，去年坯布銷售做了8000多萬元，同比基本持平。董事長周正旭說，雖然賬面數據過得去，但實際利潤極低，庫存有所增加，相當于百十臺劍桿織機白織了一年。

　　2019年以來，紡織企業普遍經歷了這樣的困難期，直接原因在于，肇始于前一年的新一輪中美貿易摩擦，對行業釋放消極影響。“一季度還好，但到了二季度情況就開始變糟，下游需求減少，賬期變長。”南通緯綸紡織有限公司董事長、縣紡織商會會長冒國平說，在本應是紡織生產旺季的二季度，淡季提前到來。

　　縣發改委去年年中的一項調查數據顯示，當年前5個月，全縣紡織業應稅銷售同比下降28.81%。縣發改委黨組成員、工業和信息化局專職副局長袁衛華表示，中美貿易摩擦帶來的市場預期，以及原料價格造成的波動，對行業造成的影響客觀存在。

　　周正旭記得，2004年他剛入行時，每噸棉紗的價格為20000元左右。到他接受記者初次采訪的2019年中，棉紗價格又跌回了15年前的水平。以40支規格的棉紗為例，正常行情下，那時每噸價格應該在24000元。

　　在前道原料棉花的價格上，如東衣源紡織有限公司負責人張軍給出了更精細的“波動曲線”。他回憶，2019年4月份，每噸棉花的價格約為16000元，此后棉花價格經歷了罕見的大起大落。6月29日，中美兩國領導人在日本大阪會晤，次日，棉花期貨在10分鐘內即漲停。到了7月9日和10日，棉花期貨連續兩日跌停，當月，每噸價格回落至14000元左右。

　　原料的波動，深度擾亂了企業的經營決策；新生力量的沖擊，也在增加企業判斷市場走勢的難度。在國家產業政策引導下，近年來國內紡織業重心西移，許多大型紡織企業或作為援疆項目，或基于投資需要，將生產基地遷往新疆。“當地給出了一系列優惠條件。土地、用工、用電、稅收等等方面的優惠力度，是內地無法比擬的。”袁衛華說。

　　“以電費為例，如東地區工業用電每度價格為8毛左右，在新疆阿拉爾、伊犁一帶，僅需2毛8。”冒國平說，除此之外，當地對企業廠房的租金、增值稅的減免，以及對工人保險、產品運費的補貼，都是重要的政策支持。

　　大豫鎮一位紡織企業負責人介紹，以出疆補貼為例，單單把產品從新疆運到南通，運費即有結余。換句話說，出疆的紡織品，已然鎖定了價格優勢。“產品銷往內地，一遇滯銷就馬上降價。”由于政府提供補貼，通常每噸產品較內地企業有一兩千元的成本優勢，對后者形成很大壓力。

　　結構性困境

　　問題不止于此。能從本質上描摹一個行業生態的，往往是一些結構性的困境。

　　紡織業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用工是最為基礎的生產要素，卻也成為令企業越來越頭疼的問題。南通建嘉紡織有限公司去年銷售做到4000多萬元，靠的是廠子里40幾名工人的支撐。“工人年齡普遍偏大，不少都是爺爺輩奶奶輩的人。”總經理黃建國說。

　　在恒暢紡織，周正旭早就想把130臺劍桿織機淘汰掉，但至今這些機器還開著。“我們有10多名50歲以上的工人，如果不開劍桿，他們又無法適應更新的設備，很快就會跑到別家去。”周正旭說，工人寧可養著，也不能任其流失。

　　早在七八年前，如東紡織行業的用工問題就開始凸顯。南通源野工貿有限公司董事長袁祥回憶，2013年時紡織行情相對向好，企業需要大量招工。但當地工人就這么多，“搶人”便無法避免。“工人還沒到廠，先發2000元的紅包，最多的人家發5000元。”袁祥說，也不排除工人已經報到，又被另一家企業搶過去的情況。

　　用工短缺，可以歸因于如東的人口老齡化，但在南通世紀天虹紡織有限公司總經理唐雪峰看來，紡織業的“性格”調整亦不可不察。一方面，紡織工作相對單調，本地年輕人很少愿意投身這一行，即使外地年輕人前來務工，拿到工資后需要消費，紡織企業散落鄉鎮，周邊配套設施難以提供消費支撐。另一方面，所謂經濟落后地區，也在用發展積累用工需求，外來紡織工人將逐漸回流。

　　企業管理也是制約紡織業脫困一大瓶頸。如東的紡織企業多由房前屋后的小作坊發展而來，為節約成本，很多企業主都是“全能選手”。“老板是決策者，同時也是會計，是業務員，是搬運工，甚至是擋車工、修理工，什么都做，什么都去做。”袁衛華說，勤勞，是全民創業時期興起的紡織工業賦予行業的深刻烙印。

　　用“勤勞”壓降成本，一度讓如東紡織產品在市場上所向披靡。周正旭說，同樣的價格，放在如東有錢賺，放在其他地方就無法成交。在山東等地區，不少企業依然沿用著老國企模式，“養了不少閑人。”

　　但是，制度過度靈活，帶來的往往是不規范，在財務管理上表現尤為明顯。據發改委的調查了解，有相當多的紡織企業對利潤的定義存在嚴重誤區，除去工人工資和固定費用，老板工資、銀行利息以及應收賬款通通不管。“年頭拿出去15萬，年尾拿回來20萬，我就是賺的。”袁衛華說，在這種“簡單粗暴”的財務管理下，企業的持續發展能力著實堪憂。

　　不斷提升的安全環保監管要求，也在考驗著紡織企業的管理水平。黃建國說，平時相關部門檢查，只要對方指出問題，企業就積極整改，但也很吃力。他坦言，企業從個體戶發展而來，生產格局已經固定，如果小打小鬧，問題很難徹底解決。他想過對企業進行徹底改造，拋去資金壓力，橫亙眼前的還有用地問題。“從利用效率考慮，有限的土地資源一定會被優先分配給投資更大、更有前景的項目。”

　　馬塘鎮經濟發展局局長洪善俊時常聽到鎮上的紡織企業主倒苦水。他認為，站在監管的角度，嚴格要求并沒有錯，但崛起于全民創業時期的草根背景，也決定著這個行業的管理思維和管理方式，很難簡單與過去切割。“企業未必不想提檔升級，但是自身矛盾重重。”洪善俊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