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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我國紡織行業克服了多種不利的內外部因素，取得了平穩的發展。在當前制造業從高速度轉向高質量的發展目標任務下，紡織行業圍繞自身的成績、特點與不足進行了深入分析。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會長孫瑞哲在近日舉行的中紡聯2017年工作總結大會上指出，要實現紡織業的高質量發展，從外部環境來解決矛盾，應重點關注“三個不平衡”與“三個不充分”。即“供需結構不平衡、區域發展不平衡、產業收益不平衡”與“產融結合不充分、環境建設不充分、創新應用不充分”。

客觀分析“不平衡”問題

具體來看，三個“不平衡”主要體現在：

其一，供需結構不平衡。我國已連續五年成為世界最大境外消費國。聯合國世界旅游組織（UNWTO）的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游客境外消費達到2610億美元，同比增加12%。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跨境網購的用戶達0.42億人，同比增長82.6%。中國居民境外消費規模的擴大正是供需結構性不平衡的直接結果。

供需結構不平衡表現在要素供給不能滿足生產需要，產品供給不能滿足消費需求。在要素市場，原料供應受機制政策影響，結構性矛盾依然突出。以棉花為例，國內外棉價差較大，降低了紡紗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棉花質量不高，有效供給不足，不能滿足紡織企業轉型升級發展需求。資源要素配置效率問題使得行業發展受到制約。在商品市場，產品同質化傾向較重，部分行業存在階段性、結構性產能過剩，供需匹配存在錯位，規模巨大而有效供給不足、制造能力較強而創新能力不足的結構性矛盾凸顯，品種結構、品質質量、品牌影響亟待提升，產品和服務對消費升級的適應能力亟待增強。

其二，區域發展不平衡。資源要素分布、競爭優勢變化與多年發展形成的產業區域格局存在不匹配問題。在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推動和相關政策的引導下，紡織產業有序轉移，區域發展差距有所縮小，但是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協調的總體格局尚未根本轉變。

從投資來看，2012年~2016年，東部地區投資額由4556.21億元增長至7390.40億元，增長了62.20%；中部地區投資額由2628.95億元增長至4143.94億元，增長了57.63%；西部地區投資額由607.85億元增長至1304.41億元，增長了114.60%。但從總產值看，東部地區紡織產業、服裝產業、化纖產業的工業銷售總產值均占到全國的72%以上。2016年中紡聯確定的199家產業集群，主營業務收入約占全行業的40%。其中東部地區占到集群總數的84%，中部地區占到11%，西部地區只占5%。這種區域上的不平衡阻礙了資源的高效流動與應用，限制了區域比較優勢的發揮，制約了行業的可持續發展。

其三，產業收益不平衡。近年來，盡管全社會工資收入在普遍上升，但在各行業中，制造業就業人員的工資仍處于較低水平。2015年、2016年制造業中的單位負責人收入水平低于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人員的平均工資。從收入差距看，2014到2016年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人員的收入分別是制造業從業人員工資的2.15倍、2.21倍、2.22倍，差距呈現逐漸擴大的趨勢。在資本市場，紡織、服裝、化纖三大板塊的資產回報率偏低，與食品等行業有較大差距，反映出行業盈利能力的不足。資產回報率、勞動報酬偏低的現狀，折射出行業盈利能力與經濟貢獻的錯位。行業在社會利潤分配中的相對劣勢地位，使得優質資源不能夠在行業有效聚集，從而制約了行業的轉型升級與長遠發展。

著力解決“不充分”問題

孫瑞哲還指出，在紡織產業的發展語境下，三個“不充分”主要體現在：

其一，產融結合不充分。“融資難、融資貴”是困擾行業發展的老問題。與其他行業相比，不論是債券發行金額還是滬深兩市企業的總市值，紡織服裝行業均處于相對落后的位置。行業產融結合不充分有政策執行不到位、社會認知有偏差、金融市場不完善的原因，也有行業企業對資本運作不熟悉、對金融工具使用不充分、對金融創新參與不及時的因素。以資產證券化為例，資產證券化產品通過對現金流的重新設計和證券分層，一方面使缺乏流動性的資產實現變現，另一方面能夠對資產信用風險進行重組，對于企業實現“三去一降一補”有積極意義。作為資產端融資工具，資產證券化通過真實銷售、破產隔離、信托設立、資產分級、有限追索等機制能夠實現表外融資。以這種方式融資，紡織服裝企業即便信用評級較低，只要有優質財產也能以較低成本獲得資金。2016年企業資產證券化產品獲得井噴式發展，發行規模4730億元，但行業企業對此參與使用非常有限。

其二，環境建設不充分。我國每年有大量的消費需求在海外實現，但海淘到的產品卻很多來自中國；消費范圍也從奢侈品轉向日用品。這反映出消費外流的原因不只在制造能力上，也在品牌影響與消費環境上。世界品牌實驗室的一項對比研究顯示，中國國民對本土品牌信任度不高，這充分反映出行業在環境建設的不足。在文化建設方面，紡織服裝作為文化載體和時尚表達，離建立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的目標要求依然有差距，行業內文化資源的應用與推廣程度不高，消費市場培養力度不夠，中國時尚話語權與品牌影響力亟待提升。在責任建設方面，行業對社會責任建設和信用體系建設的認識深度、重視程度需要加強。市場公平競爭、知識產權保護依然面臨挑戰，假冒偽劣的個別現象對行業消費環境形成了破壞，賒銷行為對供應鏈誠信與產業協同造成了一定影響，信息時代行業社會責任建設和信用體系建設亟待探索。

其三，創新應用不充分。從2015年開始，我國知識產權相繼實現兩個“100萬件”的突破，即年發明申請量和有效發明專利擁有量都突破了100萬件。從行業來看，科技創新要素投入也不斷加大，創新產出連年遞增。“十二五”期間，紡織工業授權專利共14.56萬件，其中發明專利約3.48萬件，較“十一五”期間授權發明專利數增加164.86%。但總體看，行業專利的含金量不高，在核心技術、重大關鍵共性技術和前沿引領技術方面創新仍顯不足，科技創新對行業發展的戰略支撐作用有待進一步加強。同時，科技成果轉化率低，大多數專利處于閑置狀態。創新應用不充分形成了對行業創新資源的極大浪費。

繼續夯實產業發展根基

為解決好上述發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行業將繼續扎實產業調研與產業研究的根基，深入了解行業發展需求，做好各種規劃導向型、基礎研究型的行業工作。孫瑞哲強調，今年較為重要的一項工作即是對《建設紡織強國綱要（2011—2020年）》的執行情況進行階段性評估，根據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綜合2016年工信部發布的《紡織工業發展規劃（2016—2020年）》，預測和調整2020年紡織強國發展目標，并與《中國制造2025》規劃期相一致，提出2025年紡織強國第二階段發展目標。

與此同時，應強化行業社會責任的認知與實踐，不管是從價值觀的認同上，還是從產業鏈協同與誠信的機制建設上，幫助行業、企業逐步建立整體理性與責任競爭力；要加強非遺保護的產業化落地工作，找到符合行業發展需求的根本利益和核心痛點，讓“文化自信”扎根于“產業土壤”；要持續推進產業精準扶貧，在找準切入點、提高精準度、確保實效性上瞄準扶貧對象精準發力。通過務實推進平臺功能的建設，努力使行業在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方面達到長遠的發展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