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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一帶一路”倡議

　　“一帶一路”是我國政府提出的一項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的國際合作倡議。深入了解“一帶一路”的現狀、問題、機遇、挑戰、動力與趨勢，進而促進“一帶一路”共建共贏引起世人廣泛關注。

　　中國社科院亞太戰略研究院院長李向陽、中國科學院“一帶一路”戰略研究中心主任劉衛東、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等專家在近日舉行的中國城市百人論壇（2017）春季論壇上圍繞“一帶一路”視角下的政府與企業的關系、包容性的全球化、國際產能合作等問題展開了討論。

　　中國社科院亞太戰略研究院院長李向陽：

　　“一帶一路”建設中應兼顧政府與企業的目標

　　2015年發布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就明確提出了“一帶一路”建設中政府與企業的關系。在現實中，圍繞這一對關系仍然存在很多問題，其根源在于對“一帶一路”存在一些錯誤認識，尤其是，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很多人都把“一帶一路”當成對外援助項目或者政府行為。哪些應該是政府做的，哪些應該是企業做的？在政府與企業的關系里，存在著目標不清晰的問題。

　　我們在談“一帶一路”對外投資的時候，也經常把兩者混為一談。政府和企業的投資目標顯然是不一樣的。如果用義利觀表述的話，政府追求的是義，企業追求的是利，這兩者需要結合。

　　與此不同，我們在討論風險和目標的時候，經常把兩者分離開。比如討論風險，我們更多的是討論企業投資“一帶一路”的風險，包括政治、經濟、安全、宗教等等，卻忽視了政府層面的目標與風險。如果企業賺不到錢，“一帶一路”將失去可持續性；如果企業賺到錢了，跟“一帶一路”之前的行為一樣，那么“一帶一路”也失去了應有之義。“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之前，中國與沿途國家就有貿易投資合作，“一帶一路”倡議之后仍然在合作，這兩種合作怎么區別？過去三年，我們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投資增速加快，但僅僅快就是“一帶一路”的成功嗎？顯然不是這樣。我們還要通過“一帶一路”建設為中國的和平崛起、和平發展進程獲得一種國際認同，同時提高中國的軟實力，樹立中國良好的聲譽，這種意義是國家層面的。所以，這兩種目標，在“一帶一路”中應該有機結合，忽略任何一個目標都不能說取得成功，所以，“一帶一路”的成功應該是兩種目標的結合。

　　政府在“一帶一路”中究竟應該做哪些事？大致可分為四點。

　　第一，宣傳“一帶一路”的理念。“一帶一路”在歷史上找不到一個可復制的模板，要讓“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真正接受不是件容易的事。很多人有一個邏輯，世界上越多的國家支持我們，就意味著“一帶一路”越成功。世界各國的支持只是“一帶一路”成功的一個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不能簡單地把支持和成功劃等號。真正要宣傳“一帶一路”的外交理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未來這項工作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這個問題上，企業承擔不了這種責任，必須由政府來做。

　　第二，構建合作機制。“一帶一路”和現有的區域合作機制最大的區別特征是合作機制多元化，不僅在不同區域的合作機制不一樣，而且在同一區域里也有多元化的機制。這種多元化合作機制顯然不是企業決定的，而是由政府決定的，政府考慮的因素不只是經濟因素，還需要考慮整個的大戰略。

　　第三，政府需要考慮“一帶一路”的融資機制。融資是“一帶一路”核心問題。政府應該出哪部分錢，這是很大的問題。它既然不是一個對外援助項目，就不能通過財政手段來支付。政府能做的更多的是開放性，它的來源是財政，但它的運行機制是市場。這次峰會提出的中國增資絲路基金，包括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的增資都是要做這件事。亞投行和其他國際金融機構對“一帶一路”的投資決策標準沒有什么區別，它也是按照獨立的金融機構來跟“一帶一路”打交道。現在的絲路基金、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能否適應在“一帶一路”起步階段，為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提供融資支持？開發式金融和市場化金融在一個項目未來的建設中怎樣協調？這些問題到現在還沒有完全解決。

　　第四，政府最難做的一件事，也是政府需要做的事是如何引導企業，讓企業利潤最大化的前提下實現國家戰略目標，以企業目標為前提兼顧國家目標。只有把這兩者結合起來，“一帶一路”才能真正意義上取得成功。坦率地說，到現在為止，如何引導企業服務于國家戰略目標這一點上，并沒有一套完善的機制。

　　那么，如何兼顧企業和政府的目標？

　　首先，“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之前，中國企業“走出去”遇到的最典型問題就是企業社會責任問題。中國企業“走出去”過程中，由于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不到位，出現了我們投資越多，對我們的反感越加劇這種尷尬的困境。

　　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律法規是由東道國決定的，我們作為投資母國，如何和東道國在法律法規機制上進行合作，讓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同時履行社會責任，這是一個難題。

　　其次，搭建載體。習主席在去年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座談會上談到義利觀的時候，說既要讓中國企業獲得投資收益，又要照顧到民生。這是經濟學的外部性問題，企業通過投資產生正外部性，能夠使當地民眾獲利。所以，要實現這種正外部性就要搭建合適的載體。這種載體如何讓正外部性有機地發揮出來是第二點需要做的。

　　再次，引導投資方向。我們現在提出要加強國際產能合作，一個很好的口號是綠色絲綢之路，很重要的一塊是我們要選擇適合當地可持續發展的項目，如何引導企業符合綠色絲綢之路的理念，進而產生所謂的正外部性。

　　最后，需要引導企業在選擇合作伙伴的時候要有一套機制。一家單獨的中國企業出去風險會非常大，如果選擇和當地東道國企業合資了，這種風險就會降低。同時正外部性也更容易產生。如果再吸引到第三方企業參與，涉及中國企業、當地企業、第三方企業在什么樣的組合下能夠有機地既能保證我們自身利益，又能產生外部性，這又是一個新的議題。

　　中國科學院“一帶一路”戰略研究中心主任劉衛東：

　　“一帶一路”包容性全球化

　　“一帶一路”與之前中國企業走出去投資是另外一套思路和方式。我們更加強調政策溝通，戰略對接，規劃對接，項目對接。對接說明政府要在這些活動里發揮重要作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資源千差萬別，無論是自然條件、資源稟賦、人口、宗教、市場、發展水平等，差別都非常大。只有通過政府前期的對接溝通，才能讓我國企業有所發展，也能夠讓當地民眾獲得好處。“一帶一路”建設一定要讓沿線國家當地的老百姓得到福祉，讓中國經濟增長的快車惠及當地的老百姓。

　　另一方面，我們一定要認識到，“一帶一路”已不再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而是變成了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共同的事業，這是最大的變化。過去我們說“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首先提出來的，我們自己要努力推動，現在則變成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共同的事業，要大家一起來推動。

　　習主席在開幕式致辭里提到，“一帶一路”是一種包容性全球化。我們要建設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和共贏的經濟全球化。如果我們把“一帶一路”看成是經濟全球的新版本，很多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很多錯誤的理解就可以得到避免。這也是我一直倡導的一件事情——絲路精神。

　　所謂“絲路精神”指在“絲綢之路”上薪火相傳的“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精神。中國政府現在提出“一帶一路”，使用了絲綢之路這樣一個概念，不是我們要回到歷史上，要重建歷史上的絲綢之路，我們要注意絲路精神。什么是開放包容，什么是互學互鑒，什么是互利共贏，什么是和平合作，這就是“一帶一路”之道，道就在這里。

　　如果我們把它看成中國倡議到全球共識，如何正確理解“一帶一路”？其實它就是絲路精神加全球化的過程，加起來就等于包容性全球化。總書記在去年的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座談會上也提到過，“一帶一路”建設就是要用絲路精神推動沿線國家的合作，實現互利共贏。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峰會前說過一句話，“一帶一路”能夠把世界團結起來，促進全球化朝著更加公平的方向發展。在峰會開幕式上，很多國家首腦都提到，讓全球化惠及每一個地區，不要讓每一個地區落下。通過這次峰會，我更加堅定了我的信念，原有的全球化不能滿足讓全球各國、各地區人民都富裕繁榮起來的需要。所以，需要新的全球化模式，這個模式是什么？就是新型全球化的過程。概括這一新的全球化過程，就是包容性的問題。

　　關于經濟全球化，經濟全球化是制度、經濟和技術力量共同作用下出現的一個歷史現象，其中既包含有客觀的動力也涉及制度因素。從客觀動力來看，一方面，資本積累具有無休止的空間擴張和空間重組的內在需求；另一方面，生產方式從福特主義向后福特主義轉變讓零部件“外包”日趨流行，這使得世界很多地區被緊密的供應鏈聯系在一起，形成了各種各樣的全球生產網絡。此外，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交通和通信技術的進步，讓跨越空間組織經濟活動的成本大幅度下降，產生了所謂的“時空壓縮”。然而，這一切都只是創造了可能性，決定性因素是包括發達和發展中國家在內的世界多數國家“相信”自由貿易是有利的，紛紛擁抱投資和貿易自由化政策。

　　經濟全球化確實促進了全球經濟增長，但也帶來了非常大的社會問題，全球1%的人擁有的財富超過了剩下99%的人所擁有的財富。還有很多發展中國家被全球化邊緣化了。這些問題如果靠原有的滿足資本空間擴張需要的全球化的方式是解決不了的，這就是為什么那么多國家的首腦和聯合國的秘書長還有國際組織，都呼吁或者都期望“一帶一路”能夠成為下一個階段全球治理的重要的方式和手段。

　　面對這樣的經濟全球化怎么辦？是把它打翻重建嗎？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生產方式和技術決定了，我們不能打翻。同時，我們又不能容忍它按照現在的方式繼續發展下去，所以要改革全球化的機制，而不是推倒重來。正如習主席在演講中也反復強調的，“一帶一路”不是要推翻重來，不是要打倒重來，我們要改革。

　　怎么改？首先，應重視政府的作用，特別是在維系社會公平和減少貧困方面的作用，而不是依賴市場機制解決所有問題；其次，推崇發展道路選擇的多樣性（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只推廣一條道路，即發達國家已經走過的道路），每個國家應該根據自身的特點探索適宜的發展道路；第三，強調國家之間發展戰略的對接，尋找利益契合點，這并非僅僅滿足資本“信馬由韁”的空間擴張需要，將讓更多地區受益；第四，堅持“開放包容”和“平等互利”的理念，突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把尋找發展的最大公約數放在首位，謀求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第五，遵循“和而不同”的觀念，在維護文化多元性的基礎上共謀發展、共求繁榮、共享和平。

　　開放包容、三共原則、和而不同都是包容性的體現。“一帶一路”就是對現有經濟全球化的改造和改革，是包容性全球化，從理念上講不要讓任何一個地區落下的全球化。當然，在現實中，如果不讓每個地方都落下確實很難做到。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

　　基礎設施是“一帶一路”建設最重要的公共產品

　　中國目前的城鎮化主要是由特大城市、大城市等幾級城市構成。在2025年前，中國將有15個人口達到2500萬的城市，22個人口達到1000萬的城市，23個人口達到500萬以上的城市。根據“十三五”規劃，中國有19個城市群。其中，京津冀、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是未來三個最重要的方向。

　　到2030年前，中國在城市居住的人口將會超過10億。按照目前的發展速度，從1950年到2050年，亞洲城鎮化的進程相比歐洲、北美來看是比較落后的，這也是我們的經濟潛力所在。歐洲（主要指西歐）2050年將達到73%的城鎮化水平，亞洲2050年前將是47%，非洲將是40%。由此也可以看出，亞非的城鎮化潛力非常大。

　　從區域建設角度來講，過去大概15年左右，我們在東亞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是城鎮化進程中最重要的一個部分。基礎設施建設里主要是電力、道路、通訊、水和鐵路。這些投資按國家來分，80%左右的基礎設施投資是在中國，這也是中國發展起來的重要原因。

　　未來隨著人口的上升，基礎設施投資也會越來越多。2050年之前，世界上城市人口居住最多的是亞洲，非洲居于第二，歐洲和北美分別是第三、第四。越來越多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就越來越需要基礎設施建設。在過去差不多十年左右，到2020年，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每年的增長幅度都特別大。以鐵路來計算，過去十年我們差不多增長了一倍，以高鐵來計算，差不多翻兩番。機場建設過去十年我們增加了62%。基礎設施建設和城鎮化建設在整個過程中呈現了整體吻合的態勢。

　　“一帶一路”建設給國際上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產品就是基礎設施，其他我們能夠給海外提供的東西，目前遠沒有基礎設施這么多，比如金融，人民幣國際化率4%左右，美元的國際化率61%。貿易暢通方面，去年4萬億美元的貿易總量，我們的出口量是2.7萬億，進口只有1.3萬億。而我們的基礎設施建設優勢是很明顯的。到2030年前，道路、公路、水資源和通信設施，以及我們的電力資源，這幾大塊是未來基礎設施建設相當大的一部分。

　　再來看人均這塊。有人認為，從人均角度說，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市場已經飽和，我覺得未必。如果按照2012年的水平計算，按照每一千平方公里的道路計算，中國的水平只有德國的大概四分之一左右，鐵路方面我們的潛力更大。我們現在還要大建高鐵，也是這個道理。機場方面，我們的差距更大，德國每百萬平方公里機場數有900個左右，中國每百萬平方公里是47個機場。所以，國內的基建市場還遠遠沒有飽和。

　　“一帶一路”未來的市場在哪里？這不能一概而論。按照鐵路、公路、水資源、通訊、電力、綜合性的基建來講，各個地方也是不一樣的。比如中東缺水，所以他們水資源的基礎設施建得非常好。再比如在中東，尤其像沙特這種國家，他們的電力建得非常不錯。但是在非洲，通訊就很差，電力相對也比較差。亞洲的水利設施基建相對比較好，亞洲除中國之外其他地方的通訊就很差。

　　從這個角度講，中國在未來的“一帶一路”中優勢非常明顯。

　　第一，第一大優勢是我們的政治體制。“一帶一路”和過去的中國企業走出去有什么區別？最大的區別是政府先做好了宏觀指引，然后企業走出去。過去是企業盲目走出去。現在政府呼吁企業不只要到西方國家，還要到“一帶一路”國家。更重要的是，“一帶一路”是把一個有為政府和一個有效市場以及一個需要發展的企業結合起來。這也只有中國的政治體制能夠做得到。第二，財政優勢。十年、二十年期的長期的財政耐力，也是我們的優勢。第三，以高鐵技術為代表的基建優勢。第四，勞工優勢。從全世界的熟練工人，工程師這塊來看，中國還是有優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