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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泥涇手工棉紡織技藝上海市級非遺傳承人王梅芳演示三錠腳踏紡車的使用。新華網嚴曉瑜攝

　　新華網上海2月27日電(鄒瑞玥)紡者踩著踏板，輪軸飛速滾動，紗錠歡快地唱起歌，潔白的棉條越來越小，棉紗卷卻逐漸變得圓滾滾……這樣家家紡紗、戶戶織布的場面，曾是江南一帶城鎮的盛景，如今已經很少見了。

　　發端于元代上海松江府烏泥涇的手工棉紡技藝，在中國歷史的發展中具有里程碑式的影響和意義。它不僅讓“民事不給”的烏泥涇變得富庶，也讓上海的紡織業龍頭地位歷經幾百年而不衰，一直延續到20世紀80年代。棉花種植和棉紡織輻射至江南地區后，十多個大、中、小城鎮構成不同等級的棉紡織中心和貿易中心，深刻改變了江南經濟結構，帶動了區域經濟、貿易的繁榮，進而影響到全中國乃至世界。

　　隨著棉紡織大工業生產的成熟，在城市化的進程中，烏泥涇手工棉紡織技藝因為物質基礎、文化生態的消失逐漸風流云散。2006年，烏泥涇手工棉紡織技藝入選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時年76歲的康新琴成為唯一的代表性傳承人。

　　物質基礎、文化生態正在消失

　　“黃婆婆，黃婆婆，教我紗，教我布，二只筒子二匹布。”烏泥涇手工棉紡織技藝源于黃道婆從崖州(今海南島)帶回的紡織技術。在位于烏泥涇鎮(今上海徐匯區華涇鎮)的黃道婆紀念館，至今還保留著黃道婆墓。1985年，康新琴開始為黃道婆“守墓”，每天以虔誠、勤懇的態度灑掃，無論刮風下雨，以至于很多人把康新琴認作黃道婆的后人。

　　在“男耕女織”的時代，紡織技能母傳女授，世代沿襲。“女孩子如果不會紡織，是吃不了‘婆家飯’的。現在沒有這樣的傳統，所以也不大有人學了。”康新琴的女兒、烏泥涇手工棉紡織技藝上海市級非遺傳承人王梅芳告訴記者。在上海青浦、浦東郊區農村中，有著大量農業文明與鄉村文化特色的非物質文化形式，它們大都是古代農業生產與生活方式的產物，具有鮮明的農業文明色彩以及吳越文化共性。因為生態場的喪失，比起發源于近代、在上海工商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發展中興起的非遺形式，它們的傳承要嚴峻得多。

　　現在，86歲的康新琴已經搬進了新公房，家里不再擺織布機和紡車，腿腳也不靈便。盡管常念著“守墓”職責，卻“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她依然沿襲過去的傳統，半強迫地讓女兒學習紡紗。王梅芳從45歲才開始真正學踩三錠紡車。

　　三錠腳踏紡車非常考驗四肢的協調性和力量的把控，對紡織娘的悟性和經驗有極高的要求。紡車上裝有三個紗錠，用皮繩緊緊箍在紡車輪軸上，輪軸以腳踏板帶動，讓紗錠旋轉起來。紡者用左手四指夾三根棉筒，右手引紗，即完即添，這完全是憑紡者的經驗和巧勁，才能紡出三根同樣支數，捻度均勻的棉紗線。這種紡車最大的優點是解放了手，雙手可以全神貫注用于引紗加捻，一手能紡三根紗，大大提高了棉紡織產量。

　　被忽視的“捍、彈、織”

　　算起來，這種紡車如今也是古董了。現在黃道婆紀念館留有的幾十架紡車，大多是前幾年從上海郊區及江蘇等地千辛萬苦“淘”來，不少是明清珍品。王梅芳使用的這臺尤其精美，輪軸做成了太陽的造型，上面刻著類似于太陽的花紋，輪軸連接踏板的地方，雕刻著一朵棉花。“如果有表演的需要，我們都會到紀念館來。這些紡車像老太太一樣，使用、搬動都要很當心。”王梅芳說，在她任教的烏泥涇手工棉紡織技藝傳承基地園南中學，原來有20臺紡車供學生學習用，后來踩壞了兩臺，也無處再購買新的。三錠紡車的制作并沒有被納入非遺技藝的保護，現在能夠制作這種紡車的木匠也非常罕見了。“前幾年找到過一個木匠，說是造得出，一臺五千塊，”王梅芳說，“再過幾年還有沒有這種手藝也講勿好。”

　　實際上，元末明初史學家陶宗儀《輟耕錄》中第一次記載黃道婆，就把她描述成一個既懂紡織、又懂機械的巧匠：“造捍、彈、紡、織之具，至于錯紗、配色、綜線、挈花、各有其法。”黃道婆把制棉的“捍、彈、紡、織”四大步驟主要工具都進行了重要改良，大大提高了效率，促進了中國棉紡織業的發展。遺憾的是，在目前烏泥涇棉紡織技藝的保護中，除了“紡”，“捍、彈、織”等技藝的傳承因當地后繼乏人，難以開展傳承工作。

　　“捍”即棉花去籽，黃道婆在這道工序上一改原先靠手工或鐵搟杖等效率低下的方法，制造出一種腳踏軋車，利用碾軸、曲柄原理大大提高了去棉籽的功效，比美國人惠尼特于1793年發明的軋棉機早五百多年。“彈花”方面，黃道婆增大了彈弓的尺寸，充分利用人體力學的原理，把原先只能一只手使出的力量增加到腰背部和手臂共同發力，不僅功效增大，而且彈出的棉花蓬松潔凈。這種彈弓后來傳到日本，被稱為“唐弓”。隨著傳統的彈棉花行當式微，能夠操作這種大彈弓的人越來越少。

　　除了“技藝”，“機械”也要傳承

　　宋刻本《列女傳·魯寡陶嬰》配圖中婦女使用三錠腳踏紡車的場景，這種紡車最大的優點是解放了手，雙手可以全神貫注用于引紗加捻。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說：“在18世紀珍妮紡紗機發明以前，要找一個同時能紡兩根紗的工人，并不比找一個雙頭人容易。”然而上溯1500年，中國就有了關于三錠腳踏紡車最早的記載，在東晉著名畫家顧愷之(約345—406)為劉向《列女傳·魯寡陶嬰》作的配圖中。按照宋刻本中配圖的描繪，可見一位婦女操作三錠腳踏紡車的生動形象：在一架紡車上裝3個錠子，用腳踏板帶動，雙手引線。

　　不過，今天的歷史書里，幾乎都用黃道婆所處的元代對標馬克思這一表述。珍妮紡紗機是棉紡織機，而中國早期的三錠腳踏紡車都是用于紡麻，這是當時普通老百姓衣料的主要來源，御寒性差，質地粗糙。棉花種植直到宋代才傳入中國。麻線粗放，經得起拉伸，而棉是短纖維，紡紗拉力過大會導致斷頭。黃道婆將三錠腳踏紡車加以改良，減小拉伸力，大大提升了棉紡織的效率，并加以普及，這一革新實踐開拓了棉紡織品種，擴大了棉布的影響，帶動了棉花種植業。至元明時代，棉花已成為中國最重要的天然纖維作物之一。

　　黃道婆帶給烏泥涇棉紡織另一個重要貢獻，就是把海南黎族流行的“挈花”(提花)結合漢族蘇凇地區早已盛行的紡織麻綢的技藝，運用于棉織品，“織成被、褥、帶、帨”等產品，創造了“粲然若寫”的“烏泥涇被”。當時，色織、提花織品在民間都是罕見之物，這種兼具藝術審美價值的高檔紡織品引發各地爭相搶購，甚至遠銷歐美。至此，以松江府為中心，江南地區拉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手工業變革的帷幕。元末時，松江府從事棉織業的居民有1000多家，到了明代，松江成了全國的棉織業中心，徐光啟形容為“供百萬之賦……全賴此一機一杼”，贏得“衣被天下”的聲譽。

　　在今天的高檔毛紡織或者混紡織的制品中，還保留著黃道婆發明的織法。遺憾的是，這種可以同時紡織棉、麻、綢、以多色線制作多種圖案的傳統織布機，幾乎已經看不到了。黃道婆紀念館展示有一臺雙踏板織布機，只能織出兩種顏色，難以重現當年“粲然若寫”的榮光。王梅芳介紹，幾年前，她曾在一個鄉村看到過一位老太太用6個踏板的織布機織布，可以同時織6種顏色，這樣的織布機幾乎已經絕跡。黃道婆改良的織造技術在上海乃至中國古代的手工棉紡織歷史上都具有劃時代的革新意義，這種機械的不存無疑令人遺憾。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目前許多非遺保護中，都存在一些“盲區”。非遺保護應該是郭紹虞所說的“社會通力之學”，它具有極強的學術性，涉及諸多學科。這方面，日本和紙的保護或許可以作為參考。和紙被視為日本重要的“無形文化財”，對于造紙的原材料楮樹、造紙工具的制作技藝等，日本也于上世紀七十年代起相繼納入保護中。

　　史料錯漏、研究缺失嚴重

　　黃道婆和烏泥涇的棉紡織業，不僅對中國棉紡織業構成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在世界科學史上也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對黃道婆予以高度評價，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更是稱其為“世界級的科學家”。

　　在我國，盡管從元代開始就對黃道婆的生平有所記述，對于她貢獻的評價則主要集中在棉紡織技藝改良方面。相關的史料保存和研究也比較缺乏，甚至于黃道婆的真實姓名也是考證上的一大難點。記者查閱的許多非遺資料中，都誤認為是黃道婆創制了三錠腳踏紡車。

　　伴隨著城市化和棉紡織產業化，烏泥涇手工棉紡織的衰落也成為一種必然。采訪中，王梅芳不止一次提到了烏鎮的藍印花布。長竹竿挑起的一幅幅輕軟飄逸的藍印花布，已成為烏鎮的標志性景觀之一，它也是黃道婆的遺澤。通過生態重建的方式，江南一些城鎮復興起寥落的紡織印染手工業，通過“生產性保護”使其在小范圍內得以復蘇。

　　王梅芳也希望上海能夠有一處空間，讓烏泥涇傳統的手工棉紡織技藝重新流傳。對于這些不再具有民眾生存生活需要的技藝來說，如果再失去對原有審美情調的依戀，就徹底失去了賴以生存的生態場。

　　據華涇鎮方面介紹，接下來，華涇鎮將開展手工棉紡織培訓班、成立布藝工作室，2017年將在黃道婆紀念館二期開放烏泥涇棉紡織體驗館，還原棉花從種植、紡線、織布乃至染布的全過程，也積極開發手工藝產品的制作體驗，讓這項古老的技藝煥發新的生命力。

　　無論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還是文化多樣性的不斷開拓創新，都需要國人的“文化自覺”意識。要想真正守護本民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任何來自外部的、強制性的措施都只是起到表層的示范和規定作用，只有具備了非遺保護的覺悟和行動，感受到來自于古老文化正在日漸消失的壓力和緊迫感，才能實現非遺的傳承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