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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形勢這樣，還要走出去投資嗎？安全嗎？新機遇在哪兒呢？”日前，中國貿促會舉辦了第十屆中國企業跨國投資研討會，眾多國內外專家學者和官員就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環境、投資機遇與風險等問題進行了討論。海峽兩岸關系協會會長陳德銘在會上的一席話，道出了許多企業家的心聲。

中國企業該不該“走出去”？

數據最能反映近年來中國企業“走出去”的真實情況。

201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創下了1456.7億美元的歷史最高值，實現連續13年快速增長，首次位列世界第二，并超過同期實際使用外資，實現資本凈輸出。其中，中國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投資占當年總額的13%，達189.3億美元。

中國貿促會副會長王錦珍表示，“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為中國對外投資合作注入了新的動力。三年多來，已經有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參與其中，中國同30多個沿線國家簽署了共建合作協議，同20多個國家開展了國際產能合作。

同時，中國的境外經貿合作區建設也已取得階段性成果。截至今年9月，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建設了56家境外經貿合作區，累計投資179億美元，入區企業超過1000家，總產值近500億美元，為當地創造就業崗位163萬個。

“投資能夠使經濟獲益，使經濟規模增加，也使我們的社會生活發生變化。”陳德銘表示。但是，在進行投資分類的時候，要想到跨國性的投資有哪些規則，風險在哪里。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全世界有3000多個有關多變雙邊的投資規則，完全是南轅北轍的，這樣多變的碎片化的規則，對全球投資不是一個非常有利的條件。

中國在這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今年9月，G20杭州峰會通過了《二十國集團全球投資指導原則》，作為世界首份關于投資政策制訂的多邊綱領性文件，它確立了全球投資規則的總體框架，旨在全球層面營造更加開放、透明和一致的投資政策環境，推進國際、國內投資政策的協調，并促進包容的經濟增長和可持續發展。

談到當前世界形勢下投資的基本狀況，陳德銘指出，2007年世界總投資達到2.27萬億左右，經過8年還沒有恢復到2007年的水平，2015年世界總投資才1.8萬億，經濟和市場的疲軟都與此有關。但需要說明的是，目前，投資中蘊藏著機會，大量庫存已經減少，很多地方經濟結構調整正在慢慢恢復，經濟全球化還會繼續向前發展。

“美國大選的不穩定因素已經塵埃落定，未來中國企業走出去充滿更多機遇。”陳德銘強調，包括人民幣的穩定，國際市場的開拓，全球化的不可逆轉，還有企業自身經濟技術實力的提高，這些都是中國企業的機遇。

哪些國家歡迎中國企業投資？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白俄羅斯經濟部副部長兼中白工業園管委會主任亞歷山大？亞羅申科借中國的這句諺語，歡迎中國企業到白俄羅斯投資。

《瞭望東方周刊》2015年發布的一份調研顯示，在發展中國家集中的區域，如東南亞、南美、非洲等，擁有廣闊的基礎設施投資市場。調研中，70%的被調研對象贊同用“迫切”一詞來形容對中國基礎設施投資的需求，而他們大多來自上述區域。

有的國家認為可以利用區域優勢吸引中國投資，為中國資本進入其他國家提供“跳板”。

亞歷山大？亞羅申科介紹，白俄羅斯地理位置優越，連接起中國和歐洲兩個巨大的市場。中國企業可以中白工業園作為基地和窗口，對歐洲和俄羅斯進行出口。他表示，希望能吸引到更多高水平的高新技術企業，生產出有高附加值和競爭力的產品。

還有一些國家期望用良好的政策環境和稅收優惠等吸引中國企業。

柬埔寨農林漁業部部長翁薩坤呼吁中國投資者到柬埔寨尋求投資機會，不斷增加與柬埔寨私營公司的合作。翁薩坤介紹，根據柬埔寨投資法，投資者將得到很多福利，包括稅務減免、投資擔保等。柬埔寨對投資者不歧視，不區別待遇，不需要當地股權的參與，對產品和服務不進行價格控制，對外匯和資本控制也沒有限制。

哈薩克斯坦國家出口與投資局執行董事DmitriyTkachenko表示，哈薩克斯坦礦物資源豐富，金屬制造、農業加工、食品生產等都是哈薩克斯坦的傳統優勢產業。哈薩克斯坦也為投資者提供了很多稅收優惠政策，比如企業稅在未來的十年都可以降低、國家在土地基礎設施等方面有各種優惠，補貼最高達到項目總投資額的30%等。

一些較為發達的地區，則希望通過幫助中國企業走向世界，更多吸收和利用中國的經驗和智慧。

“‘一帶一路’政策給人員、技術、資本提供了交流渠道，特別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提供了很好的機遇，也為新加坡、為絲路帶的各個國家帶來了很好的機會。”新加坡國際企業發展局中國司司長何致軒表示，新加坡不管是在資本投資，產業合作方面都有著很好的經驗和案例，非常愿意與中國企業進行深入的探討和合作。

如何助力中國企業“走出去”？

面對一些手握資金的企業，想要“走出去”，卻不知從何入手、擔心遭遇“滑鐵盧”的困惑，陳德銘建議，不要一下就百分之百的收購，可以先通過參股入股的方式進行合作。

陳德銘補充道，對于一些發達國家的知名民族品牌，企業在并購的時候，策略上要注意謹慎行事，充分考慮當地的意愿、工會組織的意見，在可能的情況下，逐步合作，逐步回報社會，等到大家都比較了解和認可的時候，再實行更大的控股。 　　“對外投資不是簡單的買買買，而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致同會計師事務所合伙人管理委員會主席陳箭深表示，這個過程應該使用專業的服務，如投行、律師、會計師事務所等。陳箭深分析，比如稅務框架的搭建可能使交易成本，包括未來利用的成本節約50%；利用境外境內不同的投融資渠道、不同的時間和資金安排可以節約財務成本等。除了這些看得見的成本之外，還有一些隱形成本、社會間接投資成本。專業的機構可以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助力，不僅會節約成本，而且可以大大降低風險。

中國貿促會研究院剛剛發布的《中國投資環境評價報告》顯示，當前投資環境下，在被投資方選中的影響因素中，公司實力普遍受到關注：高新技術企業認為技術研發能力最重要，服務企業認為品牌知名度最重要。報告表示，將充分發揮貿促會的工作網絡優勢，幫助企業牽線搭橋，提供國內外投資對接服務。

中國貿促會信息中心總經理孫俊介紹，為充分發揮貿促會的公共服務職能，推動企業走出去，貿促會今年上線了中國貿易投資平臺，聯合大量專業權威的合作伙伴來為企業提供服務：包括100多個國外商學會，幾十個外國駐華使領館，各類貿易投資服務商，還有遍布全國和世界的800多個地方和行業貿促會，20多個貿促會駐海外代表處。在這個平臺上，企業可以看到來自世界各地的新鮮的求購、銷售、投資、融資信息，這些豐富的資訊將幫助企業全面及時掌握市場變化，站上發現商機的制高點。

抵御投資風險，怎樣克服“水土不服”？

需要強調的是，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特別需要注意風險的回避和抵御，及時化解“水土不服”現象。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秘書長王承杰指出，隨著企業大踏步“走出去”成為一道亮麗的風景線，機會多機遇多，同時挑戰多風險多。風險處處在，表現在文化語言、經營理念，政治環境、自然環境等的不同；風險時時有，可以發生在投資階段，也可以體現在經營階段。對此，王承杰提出三個建議：一是企業自己要有對策；二是政府要有所作為、要創造好的環境；三是商會組織要發揮作用。

“中國企業‘走出去’的起步時間還比較短。“太盟投資集團董事總經理邱中偉表示，中國的人才結構要實現國際化，向歐美靠攏，尚需一個過程。此外，有的中國投資者對投資國家的法律經濟體系不太了解。以上這些風險都需要回避。

絲路基金副總經理王英杰建議，在投資中要特別注重風險的識別和緩釋機制。一是盡量爭取與投資所在國的經濟發展戰略對接，比如俄羅斯有歐亞聯盟，哈薩克斯坦有光明大道計劃，蒙古有草原之路計劃。盡力尋求投資能夠和所在國有一個較高的契合度。二是全面審慎評估項目的風險。一方面要考察項目本身的風險。另一方面，需要分析項目所在國的監管，政策趨勢和變化。

AECOM(工程設計建造運營)公司亞太區執行副總裁黃智聰指出，以前國內企業投資大多集中在發展中國家，現在逐漸走向一些經濟發展比較成熟的國家。黃智聰表示，中國企業都希望在這些國家扎根落地，但這需要工作或思維上的調整來配合，比如要有比較開放的態度、對國際規則和當地規則有所了解、擁有合適的合作伙伴。通過逐步了解當地國情和文化，慢慢轉變成一個全球性的企業、一個當地的企業。這個轉變如果做好了，實現“一帶一路”互聯互通的目標就會更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