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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交鋒

　　PK

　　據報道，在江蘇省常熟市的很多服裝加工廠，普遍存在非法使用童工的現象，年齡最小的13歲。這些童工一個月至少要干活28天，每天的工作任務定量，干不完就要加班。中途不干了甚至連路費與基本的生活費都拿不到，不聽話還要挨打。非法童工被曝光后，雇傭童工的作坊工頭已經被依法控制，被發現的童工也被妥善安置。

　　被解救的童工被表達的童工

　　在一個現代服裝之都，竟有成批量的非法童工出現，的確讓人錯愕。這些童工，老板對他們打罵自如，予求予取，跟夏衍先生筆下的包身工差堪相似，“他們的身體，已經以一種奇妙的方式包給了叫做帶工的老板。”他們做牛做馬，做磚做瓦，從貧困中來，到黑暗中去，在被壓榨中一天天長大。

　　沒錯，看到視頻的人都會出離憤怒，進而指責監管部門的不作為：如果監管觸角能及時下沉到這些不規范的小作坊，他們還敢使用童工嗎？

　　或許不會這么明目張膽。因為服裝廠老板通過暴力欺壓的方式逼迫童工勞動，已經涉嫌多種違法犯罪，要承擔法律責任。

　　只是，當輿論痛斥服裝作坊老板無良、呼吁監管部門解救童工的時候，童工的真實感受到底是什么？這些童工確實是被黑中介騙來的，但視頻中被暗訪的他們，幾個人的表情卻是平靜甚至是說笑的。這是因為麻木，還是本就覺得，即便被壓榨，能拿到工資，也是可以接受的？

　　報道提及，這些童工主要從西南地區招進，中介說，西南地區的工資水平較低，一個工人能一個月拿兩千塊錢就不錯了，而東部地區不一樣，普通服裝工人可以拿到更多。也就是說，在常熟非法服裝廠的童工，是可以拿到不錯的工資的。

　　呆在偏遠山區與受虐待但能掙到工資的生活相比，童工更想要哪一種生活，這則報道沒有說。但以前卻有相同的案例可供參考。

　　2014年一批涼山童工被遣返后，一些童工卻說自己“倒霉”。因為“在外打工總能吃飽飯，總比受窮好。”主流社會苦心孤詣做的事，于他們而言卻可能是打掉了飯碗，這是何其荒誕的一幕？所謂悲劇，在他們身上以一種可疑的面目顯現了。

　　在一波又一波關于底層悲劇的討論中，悲劇當事人往往是沉默的一方，被表達的一方，主流社會所定義的正義、良知、法治，在他們那里到底意味著什么，很少有人能設身處地地思考。視頻并沒有呈現童工到底對這項工作感受如何，從始至終，都是視頻在向外界傳遞一種童工被壓榨、被脅迫的印象，童工是作為一種被觀察的對象而存在的，而非是一種可以也應該發言的本體。

　　現在非法服裝廠老板已被控制，童工被解救，但解救以后呢？正如著名印度裔經濟學家巴蘇所言，在極端貧困條件下，如果只是強制禁止童工，而沒有政府和社會的救濟措施跟進，對孩子隨之而來的很可能是更嚴重的饑餓和身體傷害。所以，常熟的童工被解救后，地方政府該如何提供可持續的救濟措施，才是更值得關注的。

　　王言虎(媒體人)

　　“理解常熟童工現象”是一種偽正義

　　常熟童工事件爆發后，輿論在高度關注的同時，也隱約呈現出一種“分裂”的態勢。不少人認為，這些來自貧困山區的孩子，雖然付出了艱辛的勞作，有被欺凌的風險，但至少，他們的生存狀態、經濟收入、發展前景，要遠遠好于老家的日子，所以，應該更寬泛地看待童工，不要一味“喊打喊殺”，甚至不妨修改下童工的年齡標準，讓更多十四五歲的孩子能夠合法地工作。

　　從生存的角度審視，這種觀點當然有著深厚的現實基礎，畢竟，單純從收入與生活境地來看，一個月一兩千元的工資，不管對貧困少年還是對他們的家庭而言，都是筆不小的收入。然而，這樣的現實哲學，并不意味著曝光童工現象就成為一種“不正義”，并不意味著政府應該修改童工的年齡標準。

　　眾所周知，法律上的成人定義是年滿18周歲，而童工的界定標準是16周歲，也就是說，法律已經留存了兩歲的冗余空間，如果年齡再下探到15甚至14周歲，顯然非常荒唐。稍有生活經驗的人都明白，18歲雖然法律上已經成人，但現實生活中，人們還是習慣于將這個年齡的人稱為孩子，無論是知識儲備、還是生活經驗，他們都還有所欠缺，更遑論14、15、16歲的少年？

　　而且，特別要指出的是，媒體報道針對的是雇傭童工的小作坊主，抨擊的是雇傭童工的現象，與這些孩子返鄉后如何生活，是兩個層面的問題，不能混淆。倘若將兩者混為一談，那是不是還得給這些企業主頒發“扶貧獎”或“慈善獎”，以表彰他們為貧困的孩子提供了改善生活的機會？

　　沒錯，被送回家的孩子，有很大的可能生活會變得更加糟糕，但錯不在媒體的曝光，錯不在法律對童工現象的嚴厲，而是要進一步拷問當地權力部門在扶貧工作中是否盡力，在少年兒童的保護上是否盡心，是否用制度給貧困少年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生存或向上通道？

　　尤為重要的是，如果我們認為十四五歲的貧困少年，出于生存的考量，應該在超越法律規定的基礎上，獲得改善生活的機會，那十二三歲乃至八九歲的童工，是不是也該同樣給予理解？十四五歲的童工家庭貧困，生活需要改善，十二三歲的童工同樣也該如此。但這顯然忽略了更低齡童工的生理特質，將對他們造成更大傷害。

　　單論個體生活，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不幸，每個人都能為自己的作為，尋找到一套解釋得通的說辭，但不要忘了，不管法律也好，輿論監督也罷，都需要關照更宏大更深遠的領域。曝光童工、取締童工，只能是未成年人保護現實中的一個鏈條，不能也不應該用現實的生存哲學，為童工的存在尋找借口。